曹操有什么冤情，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两篇著名的战前檄文，分别涉及两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殷纣王和曹操。殷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曹操则是曹魏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在古代社会的主流舆论里，这两个人物全都是负面形象，但是，自古及今，也有不少人在为他们鸣不平。《论语语子张篇》记载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是说，殷纣王的罪恶，根本没有现在人们所说的这么严重，如此看来，人不能处在社会主流舆论的对立面，否则，天下所有的罪恶全都会加到自己头上。
这表明，到了春秋末年，人们就对殷纣王添加了不少罪状，只是子贡没有说出当时已经具体累积了多少条而已。那么，殷纣王到底犯有哪些罪过？究竟有没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历史记载呢？《尚书牧誓》记载的是周武王率领西南诸侯联军开赴牧野，对商朝军队展开决战之前召开誓师大会的史实，姑且可视作一篇战前檄文。
据《牧誓》记载，在这个誓师大会上，周武王为了激励联军的斗志，一口气罗列了殷纣王几大罪状，他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昬弃厥肆祀弗答;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是迄今为止，记载殷纣王罪恶最为原始的史料。这里清晰地表明，殷纣王的罪状共有四条，分别是：第一，只听信妇人言;第二，罔顾国家利益，不祭祀列祖列宗;第三，不起用自己的庶兄弟;第四，任用其他方国的逃犯，使他们在商继续为非作歹。
据史家考证，周武王所列举的这些罪状，全都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提供的，因此比较接近事实真相。失去民众拥护，确实是殷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另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刘公对苌弘说，《大(泰)誓》记载，周武王说过：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即治臣、贤臣)十人，同心同德。
由此看来，殷纣王并非罪大恶极，只因他是亡国之君，后世对他的丑化便逐渐升级，使他一步步成为罪恶的典型。至于后世所传说的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则纯属虚构。在曹操的生前身后，曾经拥有很多头衔，历史上大的盗墓贼便是其中之一。有史料记载说，曹操曾经盗掘西汉梁孝王墓并设置专事盗墓官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此事是否属实呢？现仅就这一点略作讨论。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大战之前，袁绍命幕僚陈琳致书盟军豫州牧刘备，约请他及时作出策应。陈琳便写下了著名的《檄州郡文》(《文选》卷44作《为袁绍檄豫州》)。有关曹操掘墓并设盗墓专官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之语，就出自陈琳的这篇檄文。檄文长达1300余字，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曹操的祖父曹腾身为宦官，在朝中伙同他人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个养子，形同乞丐，通过贪污聚敛钱财，买官而身居高位，为非作歹。
第二，曹操本是赘阉遗丑，无德无才，拘禁献帝，专制朝政，残害忠良，专为枭雄;又率将校吏士发掘梁孝王(案，指汉景帝同母弟刘武)陵墓，略取金宝;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事盗墓，激起人怨。
第三，皇帝遭受胁迫，天下的忠臣、烈士理应兴威奋怒，诛夷逆暴，伸张正义，即使肝脑涂地，也要齐心协力消灭曹操势力。
陈琳这篇檄文的价值在于其感染力，内容却多不属实。檄文极力丑化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有其特殊的用意，它迎合了当时社会清流对宦官集团的仇恨心理，并进而达到攻讦曹操的目的。东汉后期，宦官和士大夫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对以太学生为主体的清流进行了全面的清剿。
在此后的20年间，宦官势力达到了极盛，中央官署全由宦官担任令、丞，宦官的兄弟亲戚充任刺史、郡守。袁绍出身于显贵之家，自其曾祖父袁安以来，四世有5人位居三公，史载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跐袁绍传》)。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组建了一支新军以保卫洛阳。在西园设立总指挥部，这就是著名的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为上军都尉(即总统帅)，袁绍为中军校尉(即副总统帅)。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杀死蹇硕，不久何进也被杀，袁绍发兵悉诛宦官，死者2000多人。陈琳的这篇檄文旧事重提，刻意指明曹腾的宦官身份，藉此激起友军以及社会对曹操的公愤。
清代何焯认为，后世有关曹操盗墓的传闻，即是以陈琳的这篇檄文为根据，他说：此事不知信否。《文选》注(引)《曹瞒传》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似缘此檄而实之者也。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实曹操盗墓，显然有失公允。今人张舜徽主编《后汉书辞典》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条也认为，这两个官职是袁绍攻讦曹操时所云官名，实无其事。
殷纣王和曹操都对我国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的形象却由于不尽相同的社会原因，同样地受到严重的扭曲和丑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成王败寇的文化心理使然)，毋宁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尚书圠牧誓》篇列举殷纣王罪恶尚能比较属实，到了陈琳的《檄州郡文》，则对曹操进行肆意诋毁。这表明后世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恰恰可以印证孔子所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檄文这种文体在中古时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看来，在认知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仔细考察，更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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